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时代，既有长时间的南北割据、频繁的政权更迭，又有活跃的文化交流、广泛的民族交融。

　　从秦淮河畔的南京，到雁门关外的大同，南京博物院近日推出的大展“琅琊王——从东晋到北魏”（2018年12月22日－2019年4月14日）将通过两座千年古都的文物（对江苏出土的东晋文物、山西出土的北魏平城时代文物）对比展示与阐释，讲述在不同政治制度、经济模式以及艺术风格下，两类截然不同的族群文化通过碰撞、交流，从而形成的5至7世纪南北不同民族的交融和变革，勾连起当时东亚最重要的两座都城——平城和建康间的交流互动。

　　2018年12月22日，将要在南京博物院举行“琅琊王——从东晋到北魏”，那么，“琅琊王”为何许人？他与东晋北魏有何关系？史书上有关于琅琊王的父亲（司马楚之）北奔和迎娶北魏公主的记载，“澎湃新闻·古代艺术”（）通过文物剖析“琅琊王”——司马金龙。

　　1965年冬，大同市东南石家寨村，村民在基建打井过程中发现一处墓葬，并向相关部门汇报。随即大同市博物馆对其进行了发掘，经证实该墓葬为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。司马金龙墓的发现轰动一时，此墓规模宏大，为多室砖墓。墓葬虽经盗扰但仍出土了许多鲜卑族和汉族的随葬品，如釉陶俑、生活用具、漆画木板、石雕棺床、石雕柱座和墓志铭等。

　　依出土墓志记载，该墓为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。司马金龙，史书不见其单传，在史料中，仅载有其父司马楚之传，“司马楚之，字德秀，晋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孙”。可知司马金龙家族本为东晋宗室后裔，后“值刘裕诛夷司马戚属”，司马楚之开始了流亡历程。北魏太宗末年，司马楚之遣使请降，北奔附魏。入魏之后，屡立战功，南破刘宋，北伐蠕蠕，至和平五年去世，时年七十五，“高宗悼惜之，赠都督梁益秦宁四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领护西戎校尉、扬州刺史，谥贞王，陪葬金陵”。

　　据《魏书》记载，司马楚之生有三子，次子就是墓主人司马金龙，金龙是楚之入魏后尚河内公主所生，“后袭爵。拜侍中、镇西大将军、开府、云中镇大将、朔州刺史。征为吏部尚书。太和八年薨。赠大将军、司空公、冀州刺史，谥康王”与出土墓志内容“维大代太和八年」岁在甲子，十一月」庚午朔，十六日乙」酉。代故河内郡温」县肥乡孝敬里使」持节侍中镇西大」将军吏部尚书羽真司空冀州刺史」琅琊康王司马金」龙之铭”基本吻合，可以互为考证。司马金龙也拥有汉和鲜卑两族的血统。

　　通过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材料的内容，研究人员了解到从其父司马楚之北奔附魏，直至北魏分裂灭亡，司马金龙家族始终与北魏皇室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，家族成员普遍身居高位，司马楚之和他的两个儿子相继驻守云中，坐镇北边，其子孙也多任职一方。同时北魏皇室也通过下嫁公主来加强姻亲，巩固政治关系，司马楚之尚河内公主，司马金龙后娶武威公主，司马朏（司马金龙孙）尚华阳公主，因而司马金龙家族有着“父子镇云中，三代尚公主”的美誉。

　　首先在于司马金龙家族内部，司马楚之之所以北奔附魏，正是由于受到刘裕的迫害，东晋的覆灭、家族的流亡可以说都是南朝造成的，因此国仇家恨使得司马金龙家族对于南朝并无半点留恋，同时虽说拓跋氏为少数民族，但其建国前期处于“稍僭华典,胡风国俗,杂相揉乱”阶段，所以对司马金龙家族也采取了开放包容的态度，较为重用，使得司马金龙家族可以借此从衰落逐渐复兴。

　　其次为北魏拓跋氏的态度，北魏重用司马金龙家族，以其晋宗室后裔身份来树立正统，为统一北方后进而“南荡瓯吴，复礼万国”制造声势，并且可以树立一个正面形象，进一步来招降南人。总体来讲，司马金龙家族作为北奔南人中的一支，在北魏王朝还是获得了相当成功的发展。

　　司马金龙墓中出土的一组木制漆屏风，可谓难得一见，这是一组人物故事彩绘描漆屏风，每块木板高82厘米，宽20厘米，出土较为完整的有5块，边框5件，木档3件，还有部分画的残片。漆画从上到下分四层，每层均有单独主题，配以墨书题记和榜题，来标示人物身份和说明内容。内容依残存图像分辨主要为表彰帝王将相、孝子烈女的故事传说，其所绘人物衣着打扮，皆为中原人士形象，或表明其绘图底本来自南朝，而木框边缘所绘的环状缠枝忍冬纹，又是典型的北魏纹饰，由此可见该漆木屏风正是一件南北朝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。

　　今年10月，其中一块制漆屏风原件曾在山西博物院“长城文化展”中展出一个月，这也是原件首次展出，“澎湃新闻”（）记者当时看到了其中“列女传”图木屏风的原件，漆画上的大片题记、文字，似隶非隶，似楷非楷，是少见的北魏墨迹。对研究北魏前期的绘画风格，进而探讨整个魏晋时期的中国绘画成就，都有独到的价值，当时有很多多文物爱好者为了此件漆画“列女传”图木屏风特意赶来。

　　虽然屏风板上绘列女古贤的本意是“以图为谏”，但画者显然更追求“精利润媚，新奇妙绝”（《历代名画记 • 论顾陆张吴用笔》）的图画技巧。研究者相信，这套漆绘屏风板或是直接由东晋南朝的工匠制作，或是北魏的漆工依照南方传来的粉本摹写而成，见证着南方汉地传统文化对北方的影响。

　　也有学者将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与顾恺之《女史箴图》比较，认为漆屏作者受到东晋或南朝卷轴画《女史箴图》的影响，反映了南北文化交流的情况。尤其提到“班婕有辞”一段漆屏上是四人抬辇，而《女史箴图》上八个身强体健的人抬着汉成帝乘坐的辇，还很吃力，前后脚互相挤兑踩踏，姿势表情甚为滑稽。按书中的说法辇上应该仅汉成帝一人，但画中君王身边多了一位佳丽。显示了顾恺之的幽默，也让人想到了西汉的结局。

　　该屏风漆画自出土之日起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，对于漆画的内容，多数学者认为，漆画所表现的内容，一方面是司马金龙这样从南朝北奔的士族对故国的怀念，另一方面也是鲜卑魏吸收中原儒家文化以治国的体现。这两种观点虽然合理，但仍有很大的疑问。首先，北魏统者前期对汉人典军颇为忌惮，美嘉体育app更不用说司马金龙家族是北魏敌对政权的宗室后裔了，不排除北魏统治者对其十分信任，但公开表示对故国的怀恋似乎不合逻辑。其次，司马金龙及其妻分别葬于474年（延兴四年）和484年（太和八年），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尚未深入到北魏社会的精神生活中，因而这幅漆画也不可能是当时社会审美的直接表现。

　　扬之水对这幅漆画阐述了不同的观点，她认为，该幅漆画内容可能与当时实际掌握政权的冯太后有关。在漆画中，取材于《列女传》的故事占了大半，歌颂的都是古代妇女的优秀品质，这一方面是对司马金龙妻姬辰的赞扬，也是对冯太后的间接赞颂。

　　这幅屏风漆画虽然风格迥异，但其本身是南北交流、汉文化进入鲜卑政权的一个极好的例证。无论是鲜卑统治者主动吸收，还是汉文化潜移默化，这幅漆画都可以看作是鲜卑政权改造自身的一个信号。

　　为了梳理这种关系，从目前南京博物院官方微信号推出的“琅琊王——从东晋到北魏”展览资讯中，以南京博物馆馆藏的持盾彩绘陶俑（东晋）与大同市博物馆藏的彩绘鸡冠帽骑俑（北魏平城时期），以及树下高士模印拼砌砖画及拓片（南齐）和山林狩猎壁画（北魏平城时期）等做对比，以显示出从东晋到北魏南北不同民族的交融和变革。

　　彩绘鸡冠帽骑俑司马金龙墓中出土的陶俑的一隅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釉陶俑阵数量之庞大，在同时期的墓葬中极为罕见，总数超过360件，大同市博物馆经过修复整理，挑选相对完好的陶俑238个，还原出了当时的盛况。“澎湃新闻”（）记者曾在大同博物馆见过釉陶俑阵的恢弘：最前面的为导骑俑，其次为骑马仪卫俑，中间为数量庞大的步行仪卫俑和步行戎装俑，重装甲骑兵殿后。从士兵的服饰装备来看，垂裙帽、窄袖长袍、窄腿裤和靴是其基本装备，只因兵种不同而略有差别。 这些釉陶俑既是司马金龙身份的代表，也是当时北魏军事生活的真实写照，展现了北魏将士的英勇形象与北魏军事力量的威武强盛。

　　另外，出土文物中石雕品也颇为难得，其中石雕棺床其由六块浅灰色细砂岩石板构成。其上部和中间雕波状缠枝忍冬纹，其间刻画13个形态各异的伎乐童子和珍禽瑞兽形象。其下部三足间雕刻水波纹壶门，足部高浮雕四个力士形象、呈反手托举状，中间两个力士上部又浅浮雕一兽面，整体雕刻技艺颇为精湛。

　　石雕柱座，呈覆盆状带方形底座，材质为细砂岩，中央有柱孔，以柱孔为中心，内周依次浅浮雕綯纹、联珠纹、双莲瓣纹；外围雕重层双莲瓣纹，鼓腹部高浮雕四条蟠龙首尾相逐于山峦之上；方形底座四面浅浮雕环状缠枝忍冬纹和波状忍冬纹，环内或波带上下雕伎乐童子，方形底座四角各圆雕一伎乐童子。或为漆屏风的柱座。此前“澎湃新闻”记者在大同是博物馆和山西博物院各见过一尊石雕柱座，其上伎乐童子雕工精美，形象生动。

　　朱金耀彩的漆绘屏风、矫若惊龙的书法、丝路远舶而来的异域金银器与南北方文物同堂并陈；北国的粗犷豪放、南国的优雅故事，勾勒出的是“琅琊王”司马金龙，折射出整个时代文化与艺术的激荡与辉煌。

　　图片来自 南京博物院注：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大同市博物馆发布的《司马金龙墓与北魏平城时代》一文和南京博物馆官方微信号，文中图片并非展览展出文物